文/黃清晏
根據位於科隆的德國經濟研究所(IW)所作的預測,2024年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增長率分別為: 中國4.5%、美國1.3%、歐元區1.0%、日本1.0%、法國0.8%、意大利0.5%和英國0.5%, 只有德國經濟衰退0.5%。
德國經濟現狀: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德國是2023年全球表現最差的主要經濟體,目前正徘徊在經濟衰退的邊緣。
再比較經合組織(OECD)的經濟學家預計德國經濟2024 年將增長 0.3%,而去年 11 月,專家們仍假設德國經濟在 2024 年將增長 0.6%。
這意味著德國在國際比較中仍處於落後地位;即使在歐元區內,也落在許多國家的後面。根據經合組織的最新預測,2024年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的經濟增長預期分別為1.5%、0.7%和0.6%。
而據稱,歐盟最大經濟體德國的增長前景之所以疲軟,經合組織(OECD)經濟專家伊莎貝爾•科斯克(Isabell Koske)分析說:「這主要是因為能源密集型產業在德國經濟中的比重高於其他歐元區國家。」而隨著能源價格飆升,至今仍然給德國「能源密集型產業」的生產造成負面影響。
儘管如此,從目前來看, 如果不採取措施的話,去年的負增長趨勢或將持續下去。因而,德國「交通燈」政府指的就是德國社民黨代表的紅、綠黨的綠,以及自民黨代表的黃,形成簡稱為「紅綠燈」的執政聯盟(AmpelKoalition),這次的新政府在各黨角力下,用了七位社民黨、五位綠黨與四位自民黨的成員當閣員,各司其職。從分配的職位來看,新政府是以自民黨的閣員當財政部長來看守荷包,讓綠黨的經濟和氣候變化部部長來花錢振興經濟,氣候保護與提升綠色產業來減輕地球暖化速度。
他們所簽下的合作契約,是未來德國執政的大方向。
討論如何進一步針對相關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減輕本國企業負擔,以推動德國經濟增長,如下分析說明供參:
(1)德國社會的和諧是基於曾經備受贊譽的「德國模式」(Modell Deutschland),如今這種模式已經無法延續。德國21世紀的經濟成功建立在兩根支柱之上:「廉價的原材料和能源(特別是來自俄羅斯)進口以及全球的巨大需求。」然而,過去幾年來,由於全球經濟放緩與烏克蘭戰爭的衝擊,這兩根支柱都已蕩然無存。德國工業的繁榮離不開幾個關鍵因素:「俄羅斯提供了廉價並豐富的能源,整個歐盟和中國市場的龐大需求,來自東歐國家的優質勞動力以及中國的全方位供應鏈。」而今,形勢似乎已經發生變化。
(2)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德國領導層自己導致的。首先,他們選擇跳上制裁俄羅斯的戰車,與本國最主要的能源來源國脫鈎;接下來,他們又通過推行聯合政府中兩大黨派最專注的高調政策(清潔能源與財政緊縮),令危機雪上加霜。
(3)對德國所謂「債務煞車(Schuldenbremse)」(2009年寫入憲法的限制預算赤字法律)的質疑聲音也越來越大。日益明顯的是,這些自我強加的財政緊縮規則限制了政府對學校、公共行政機構、鐵路到能源網絡等一系列公共基礎設施急需的投資;自相矛盾的是,這些規則也妨礙了德國政府完成減排目標所需要的投資。
(4)21日,德國聯邦內閣批准了2024年年度經濟報告,其中預計2024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增長0.2%,較2023年10月政府預計的1.3%大幅下調。德國聯邦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當天在聲明中指出:「我們從危機中復蘇的速度比期望中要慢。」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包括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世界貿易增長處於歷史性低位,及高利率抑制了企業投資等。不過,德國政府預計今年通脹率將下降為同比增長2.8%,2023年德國通脹率仍為5.9%。此外,預計2024年德國實際工資將上漲,這會助推德國國內消費增長。
(5)哈貝克還表示,報告顯示,德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勞動力短缺。」,未來幾年該情況將會加劇並抑制潛在增長,德國面臨多年來累積起來的結構性問題,現在需要改革助推器,捍衛自身作為工業基地的競爭力。必須指出的是,德國如今面臨的不僅是一場經濟危機,更是一場生存危機。德國對作為一個經濟和地緣政治強國的自我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國家認同的一部分,政治分析師漢斯·昆德納尼(Hans Kundnani)稱之為出口民族主義(Export nationalismus),它建立在認為德國取得的經濟成就是一種天定命運的信念之上。然而,從「第四帝國(Viertes reich)」(《明鏡週刊》2015年一篇頗具爭議的社論)到「蕭茲領導下的美國頭號附庸」,德國在地緣政治舞台上蒙受的羞辱已經擊碎了這個信念。
(6)德國總理蕭茲領導的聯合政府內部在經濟政策上的觀點幾乎截然相反,導致人們對德國的未來走向普遍感到困惑。德國政府削減了今年的經濟預期。由於德國仍然受到高利率和能源價格上漲的拖累,部長們在如何刺激經濟增長的問題上爭論不休。
(7)綠黨經濟部長的提議,德國內閣要員:綠黨(Grune)黨主席、副總理兼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和自民黨(FDP)黨主席、財政部長克里斯蒂安•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原則上都同意減輕企業的稅負。然而,減稅的具體形式,特別是減稅的資金來源卻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哈貝克稱,支持對企業稅進行改革。他向《星期日世界報》表示:「我也認識到,我們的企業稅制已不再具有國際競爭力, 也不再有利於投資。」
(8)自民黨財政部長的方案,據悉,自民黨(FDP)黨主席、財政部長林德納也立即就哈貝克改革企業稅制的提議表了態。據這位財政部長稱,他也認為有必要實現「經濟轉折」,並準備接受討論的提議。
(9)「經濟部長哈貝克終於認識到德國企業正承擔沈重負擔的問題。」 必須 「通過引人注目的企業稅制改革來阻止」許多公司遷移到其他國家。德國工商總會(DIHK)主席阿德里安(Peter Adrian)就表示:「完全取消團結稅或降低公司所得稅將有助於緩解經濟壓力。降低公司稅率將是重要的緩解信號。」
據稱,在德國,現在約有80萬家公司繳納了團結稅(Solidaritätssteuer),還有許多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人,如果其收入超過了規定的限額,也要繳納該稅款。為此,阿德里安強調,現在必須加強企業的投資能力,從而使經營所在地適應未來的發展。
而位於科隆的德國經濟研究所(IW)所長邁克爾·尤瑟(Michael Hüther)則聲稱,「早就該這樣做了」。按照尤瑟的觀點,團結稅現在基本上 就是一種 「變相的企業稅」,企業承擔了三分之二的成本。
(10)造成目前德國經濟衰退的原因有很多種,包括全球貿易放緩、能源價格上漲以及國內外政治的不確定性。
不過從更深層次來看,德國的經濟問題也是結構性的,從勞動力短缺和層層官僚體制,到過時的實體和數字基礎設施,都在對生產力造成負面影響。
德國經濟屬於出口導向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出口佔GDP的比例幾乎翻了一番,遠高於英、法、美等國家。
在快速全球化時期,出口顯著提振了德國經濟。但如今隨著全球化的衰退,全球貿易不再是德國經濟的增長引擎,其不能再依賴其他國家的需求來刺激本國經濟。
(11)與此同時,德國經濟模式長期注重製造業,製造業增加值份額(19%)遠高於美國(11%),是法國和英國的兩倍多(9%)。儘管德國幾十年來一直受益於其強大的工業基礎,但如今,與擁有強大服務業的國家相比,能源價格高漲和經濟脫碳的需要給德國帶來更大的挑戰。
(12) 數位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在拖德國的後腿。根據歐盟委員會最新報告,在德國,只有19%的家庭擁有光纖電纜連接高速互聯網,而整個歐盟的平均比例為56%。
(13)德國汽車行業在製造業中長期處於頂尖位置,特別是在中國市場的銷售一路增長,全國汽車產量曾於2017年達到頂峰。不過如今,德國汽車產量仍低於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並且由於比亞迪(BYD)等中國電動車品牌的崛起,中國汽車出貨量在2022年超過德國。
(14)被稱為新納綷主義(Neonazismus)的德國選擇黨(AfD)的兩個目標尤其會嚴重危害德國的經濟繁榮:「移民問題和脫歐。」
一方面,德國需要大量的移民來彌補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勞動力數量下降,但德國選擇黨(AfD)仇外的移民立場正在使德國對移民的吸引力下降。這不僅威脅到開放社會的基本原則,也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
人口結構的變化不僅會給社會保障體系帶來沈重打擊,此外,如果沒有移民,各個行業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將進一步惡化。目前,德國已經有超過 38% 的工作崗位空缺,而在東部地區,這一數字甚至達到了42%。
另一方面,德國選擇黨(AfD)的脫歐要求一旦實現,德國經濟將出現嚴重滑坡,歐洲的穩定也將受到嚴重威脅。不要脫離歐盟,這已經讓英國損失了數十億美元。此外,勞動力市場也將受到不可估量的嚴重影響,預計將損失 220 萬個工作崗位,英國脫歐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15)高利率、需求疲軟以及包括中東和烏克蘭衝突在內的「地緣政治危機」只是德國面臨的部分挑戰。經濟部長哈貝克(Robert Habeck)公佈最新經濟報告的細節。據媒體報道,該報告將顯示,如果不採取行動,德國在 2028 年之前都將面臨增長乏力的風險。
哈貝克本月早些時候表示,德國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歷來是歐元區經濟增長的推動者,目前正遭受「一場完美風暴」的打擊。德國經濟此前依賴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進口,但目前仍受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的能源價格飆升的影響。歐洲央行為抑制通脹而連續加息的做法更是雪上加霜,抑制了需求和投資。
由於與中國等主要市場的貿易疲軟,出口大幅下滑,而中國越來越多地生產自己的商品。包括紅海航運中斷在內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也加劇了貿易困境。
總之,讓歐盟最大經濟體擺脫目前困境、重新實現增長,是社民黨(SPD)總理蕭茲領導的「交通燈」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